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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是一个典型的小社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少则几千人，多则几万、甚至几十万人，建设模式上通常整体“克隆”前苏联工业企业规划布局，厂区、家属区基本同在一个较大的区域内。这里的人们来自五湖四海，充满激情。这里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拥有一体化的配套教育体系；从劳保、工会、医院到文化中心，拥有一条龙的福利保障机制。能够进入这样的企业对于九十年代以前的人们来说是一个梦想。
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些国有企业在特有的历史环境长期作用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生活氛围。从一种文化的形成和价值体系建立的角度来看，我姑且把这种文化现象称之为“国企大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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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从小在“国企大院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孩子。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我曾感到处处充满阳光。同龄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一呼百应聚集在一起，一张张青涩的脸庞中有彼此熟悉和完全陌生的，但是这些毫不影响大家在一起疯狂的玩耍和打斗。
那时候的游戏简单甚至无聊，比如小学生常常爱玩打玻璃球、拍画片、爬高上低什么的。再大一点的孩子爱去游泳池、溜冰场玩。胆大一点、有点痞子气的“不良少年”常常故作老练的“挂”女生，由此产生许多因为争风吃醋而展开的“激烈”战斗，打得一塌糊涂，甚至丢了卿卿性命。这些人平时不爱学习，都是所在学校出了名的“痞子”，放学时他们经常站在学校门口聚众“示威”，都是些不好惹的主儿。现在想想，那又何尝不是一种青春勃发、天不怕地不怕的少年意气呢？所以，我喜欢王朔的小说，在他的小说中我能看到一些熟悉的身影和久违的亲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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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大院文化具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和公序良俗观念。大家会很自豪的把单位作为自己为之骄傲的资本或依靠，有问题首先就会想到找厂里解决，有些问题现在看来真的是啼笑皆非，比如说男张三勾搭上了女李四，男张三的老婆就会到厂里报告，哭哭啼啼求厂领导出面为自己作主。平头老百姓倒也罢了，大不了丢面子赔不是，但是如果在厂里有了一点地位的人就麻烦大了，丢面子赔不是倒是小事儿，可能丢官降级甚至身败名裂。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中，好像自然而然形成一种无形的道德监督和约束体系，大多数人们自觉自愿对传统价值观所弘扬的了“礼义廉耻”进行有力的维护。可以说人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热情的天地里，大家脸上都洋溢着真诚的笑容，有了困难会有很多援助之手向你伸来。后来我成为一个单位的领导，还保持着一种良好的传统，每年春节都要去单位困难户、五保户家“送温暖”。
国企大院文化深刻体现着我国政治体制的印记，企业内官本位思想非常突出，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企就是一种“官商”。我曾经工作的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享有很高的行政级别，有严密的组织管理机构和繁琐细密的办事原则，很多时候我感到仿佛不是在工厂，倒像走进了国家某个部委的办公大楼。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中，人们自然对拥有一定社会地位和有些职权的人产生敬畏和尊崇。管理制度的形而上与冗余的机构设置，僵化了国有企业的运营肌体，造成了官僚主义作风的蔓延。像王朔小说中描写军队大院生活，小伙伴们有时会把自己的爸爸拿出来“晒晒”，他爸爸是师长、你爸爸是团长、我爸爸是军长一样，国有企业官本位思想对下一代的影响也是无时无刻不在的，初中时我一同学的爸爸个厂领导，在学校里我们感到老师甚至是校长都对他爱护有加。当然，同学们之间纯朴真诚的友谊还是多于世俗与势利的。现在“尊师重教”成了人们的共识，有次回家碰见某位领导正抱着两箱水果往楼上搬，我说哎哟您这是怎么着自己干上了，这也不是您家啊？他借机停下来擦去额头上的汗珠，有些尴尬的说，这不刘校长在这儿住嘛，争取给孩子分个好班。
国企大院文化具有一种独特的传承性。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并确定自己乃至自己下一代未来的发展方向。用现在一句时髦的话讲就是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在国企大院文化中发挥的淋漓尽致，并形成一种独特的传承性。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能力可以选择考大学、上技校或者参军，这些基本等于已经提前跨入了就业保险箱，因为他们都将“包分配”，享受国家就业体制的为他们带来的保障。没有考上大学、或者对学习没有兴趣、还有一些犯了错误的边缘群体的人们，国企也给了他们一条出路，那就是接班，子承父业。父亲是钳工，退休了可以解决一个子女接班就业，还干钳工。父亲是搬运工，子女接班也当搬运工，如此等等。但是如果父亲是个当官或者搞技术的，子女接班后在工作、工种的选择空间上或许会大些。为了孩子，这些人拖关系、走后门，买个人情，多半会为孩子谋个清闲、体面地工作，比如说女的当个仓库保管员啦、男的进机关当个办事员什么的。
国企大院文化还具有一种狭隘的区域文化特性与盲目优越性。在这里大家“自给自足、丰衣足食”，有活干、有饭吃、有组织可以依靠、有活动中心可以休闲，慢慢大家形成一种严重的依赖性。加上企业“爱厂爱家”宣传教育理念，使人们不愿去关注“外面的世界”，典型的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心态。记得小时候，大人们说起在某个大厂工作就满怀自豪、眉飞色舞，绝不向现在很多人一说在企业工作就皱眉头，有的还多半唉声叹气怪自己当初“决策失误”，放着行政事业单位不进竟然挤破头来到工厂。也难怪，想当初国企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头顶金色的光环，身披华丽的外衣，辉煌灿烂自不可言。牢牢的“铁饭碗”和稳定的“组织依靠”，再加上社会资源分配向生产建设一线倾斜，工资收入、福利待遇普遍好过行政事业单位。当时大学毕业生的第一选择就是进入这样的企业，而很多回城知青、无业青年、学习不好、升学无望的人只好进了公安局、税务局、工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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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九十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艰难承受着新一轮经济调整和企业改制所带来的阵痛，效益滑至谷底，出现大面积亏损甚至破产。国企辉煌荡然无存，一时间成了落了架的凤凰，很多人沦为下岗职工——成为我们羞于启齿的“失业大军”中的一员。
与前苏联“突然死亡法”式改革所不同的是，中国式的经济体制改革在长时间“渐进式”的推动中得到越来越多人的理解。面对残酷的现实，如果说传统国企大院文化的惯性仍然使老一代国企职工充满愤怒、绝望、抱怨和不解的话，那么与此相反的是新一代国企职工已经由无助、无奈开始寻求一种理性的“求生”之道，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国有企业曾经充满人性温暖的那个时代已然一去不复返，开始回归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组织，并具有人类生命的特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破产的企业、失业的人们，是这场改革必然要付出的成本，然而谁又能说他们没有获得另外一种收益呢？也许更加坚强，也许开始走向成功！
回顾这场历史性的变革，依然可以看到充满了人性的光辉，国企大院文化所倡导的那种奉献精神使人们风雨同舟、忍辱负重、忘我牺牲，正是他们的付出成就了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局面，使改革取得最后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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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幸参与和主持了国有企业具有发展里程碑式的企业改制、资产重组、产品结构调整与市场整合等有深远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工作。这些工作令我受益匪浅、加速了个人的成长与经验积累。这以后，我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并受到一些更具时代气息的新的文化的冲击，我获取了更多的信息，积淀了更多的资本，我想实现对另一种价值体系的跨越。然后我辞职、然后我下海，我做我喜欢做的事，收获物质与精神的回报。
回首在国企的时光我仍倍感骄傲与感激。身处一个五光十色、日新月异，具有更大发展空间的社会中，我常常感到国企大院文化的那种张力。我常想，在我现在工作的所谓it高科技领域的很多人，他们缺乏一种东西，那是一种精神、一种独特的、深沉的文化内涵的历练与熏陶。
2007年7月18日